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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歷程

2018-12-13 14:54:00   來源:搜狐   點擊: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國是見長于技術發明與工程創造的文明古國,也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傳統科技知識體系。從青銅禮器和工具的鑄造、生鐵冶鑄技術的發展,到都江堰、萬里長城等大型工程的興建,古代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四大發明的創造與傳播,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而且大大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甚至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傳統天文學以天象與數值計算的歷法為主,其天象記錄以連續性和資料完整性而著稱于世;傳統數學則注重解決實際問題,《九章算術》、割圓術、圓周率的精確計算及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和多元高次方程組解法等,盡顯其知識體系與水平;中醫和中藥學是迄今仍發揮重要作用的傳統科技知識分支[1]。

中國科技在古代居于世界領先行列,在宋代前后達到高峰。然而,自14世紀初以后,中國卻少有影響世界的重大科學發現、發明與創造。在經歷從西學東漸到有限工業化,再到改革制度、建設新文化等早期探索之后,中國科技事業逐漸建制化。但受整體局勢影響,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方在重組、規劃、調整的基礎上,逐漸構建起中國現代科學技術體系與體制,并在改革開放以后持續加快發展。

一、近代科學技術的傳入

16世紀末,歐洲傳教士來華,通過傳播科學輔助傳教,西方科學技術隨之逐漸傳入中國。明朝禮部尚書徐光啟等學者由此認識到西方天文學、幾何學、地理學、力學等科學知識及火器、鐘表等技術的先進性,提出由“翻譯”到“會通”的“超勝”西洋的路徑[2]。不過,在20世紀初之前,中國傳統的科技知識體系并沒有多少改變。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洋務派官員發起自強運動,建立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和福州船政局等20多個軍工企業,引入西方近代技術和設備,仿造“堅船利炮”等產品,通過船政學堂和派遣少量留學生等舉措培養技術人才。由于“洋務運動”局限于兵器制造,未發展基礎工業和完整的科學技術事業,技術發展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循環。北洋水師的覆滅宣告自強運動的失敗,此后的技術轉移進一步向民用領域擴展,科學知識持續傳播并產生社會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留學歐美和日本蔚然成風,以留學日本的學生規模最大。上萬名留學生前往日本學習,所學專業涉及師范、實業、軍事、法政、醫學、理化等,幾乎涵蓋當時日本學校中的所有科目。留學歐美以庚款資助生為代表,通過嚴格考試分批選拔官派留學生,雖然人數不太多,但涌現出不少學有所成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中國近代許多學科的擘畫和肇創者[3]。留學日本和歐美的學生在接受新思想與新知識的啟迪之后,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重要力量。

20世紀,形成于歐美的近現代科學技術終于全面傳入,并在中國扎根和成長。在天津中西學堂和京師大學堂建立之后,1903年“學制改革”和1905年“廢除科舉”,為科技教育的變革創造了制度條件。“五四運動”前后,“科學”和“民主”思想逐漸扎根,科學家和工程師逐步成為獨立的社會角色,中國科學研究活動的體制化進程加快,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自發組建學會等民間學術組織,如在詹天佑、任鴻雋、黃炎培等的號召下,先后建立中華工程師會(1913年,1915年改名為中華工程師學會)、中國科學社[4][5](1915年)、中華職業教育社(1919年)等,并創辦《工程》《科學》《教育與職業》等科技與職業教育期刊;一批科學研究機構也建立起來,如中央地質學調查所(1916年)、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1922年)、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1923年)等;當時的國民政府也陸續建立起中央研究院(1928年)、北平研究院(1929年)、中央工業試驗所(1930年)、中央農業試驗所(1931年)等國立科研機構。此外,當時的一些知名大學如北京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等也相繼設立了數理化天地生等自然科學基礎學科。“科學精神”在中國逐漸流傳,“求真”成為“科學”和“科學精神”必須遵循的鐵律。自此,人們對科學的本質和功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開始強調要用“科學”的尺度衡量世界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對迷信和愚昧。

抗日戰爭時期,我國正常的科學技術研究活動受到很大沖擊,許多科研機構被迫轉移,許多知識分子顛沛流離,學術活動難以正常進行。但是中國的科學技術研究活動并沒有完全停止,一部分科研力量得以保存。其中,1938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使得中國科學研究的一部分骨干力量得以繼續從事研究活動,并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研成果,培養了大量科學研究人才。例如,華羅庚于1941年出版《堆壘素數論》,1940年周培源在國際上首次提出速度脈動方程在湍流理論中的研究問題等。同時,由于抗日戰爭的需要,與軍工相關的技術研究及產業活動得以加強。例如,1939年建立了中央機器廠、1943年成立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而且,當時的國民政府還擴大并增設了一些新的研究機構,如1939年的航空研究所;中國共產黨也在延安等地建立了一系列科研機構,如1939年在延安設立自然科學研究院,1940年成立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等。

總結20世紀前半葉的歷史可以看到,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逐步建制化,為以后教育和科技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科學技術的規劃與突破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科技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重組和規劃的基礎上,系統地構建起了新的科技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即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機構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并由其統籌及領導全國科學研究事業[6][7]。中央政府還在20世紀50年代對高等院校實行“院系調整”,改革學科專業布局,改善高校的地區分布,發展以工科為重點的專業學院。

1956年,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組織全國數百位科技專家制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以下簡稱《遠景規劃》),由此形成“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的科技發展模式,并逐漸建立起各類科研機構、相關管理部門和社團。由中國科學院、國防科研機構、高校、中央各部委科研機構和地方科研機構等組成的科技“五路大軍”就此形成[8]。《遠景規劃》成功實施,填補了中國科技的許多空白,滿足了國家戰略需求,對科技事業、國防安全、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9]。1958年,中央對科技管理機構進行調整合并,成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各級政府相應陸續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形成了中國的科技管理體系。1964年,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首次提出要實現包括科學技術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

這個時期,中國的科技事業迅速發展。以錢學森、鄧稼先、錢三強等為代表的科學家帶領實現了“兩彈一星”工程的重大科技突破,大大增強了國防實力,并帶動了相關科技領域的發展。此外,中國科學家還在其他科技領域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如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等單位成功獲得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結晶,屠呦呦等科學家發現青蒿素并合成青蒿素的酯類、醚類、碳酸酯類衍生物等。

在工業領域,中國由引進技術轉向自力更生,逐步建立起比較齊全的工業門類。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年),中國從蘇聯和東歐引進技術與成套設備,展開以156項工程為核心、921個大中型項目為主體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特別加強了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從而構建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初步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中國工程師在自力更生中消化、吸收先前引進的技術,研制出一些重要的裝備和產品。1964年,中國在中西部地區開始進行以戰備為目的的“三線建設”,進一步改變了工業布局。地質學家提出“陸相生油”理論,石油部和地質部在松遼平原發現大慶油田,自此中國甩掉“貧油落后”的帽子,實現石油基本自給。

三、改革開放迎來“科學的春天”

科學技術的水平始終關系到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與安全。但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科技事業遭受重創,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再次拉大。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與西方國家和日本逐漸恢復正常科技交流與合作。1972年美國總統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相繼訪華之后,中國與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等國的科技交流破冰之旅循序展開。

“文化大革命”以后,國家率先在教育和科技領域出臺一系列重要舉措,先后恢復了高考、研究生教育制度,調整國際交流與留學政策,全面重整科研秩序。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講話中全面闡述了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地位、發展趨勢、戰略重點、對外開放、人才培養等,鮮明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等著名論斷,將科技的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中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最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而進一步為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戰略指引,開辟了更為廣闊的道路。

鄧小平一再強調要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以縮小同世界先進科技水平的差距。從1977年7月到1979年初,他多次會見李政道、楊振寧等美籍華人科學家,請他們幫助引進、發展先進科技,培養科技人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與科技發達國家的科技交流合作日益廣泛和深入,為提升自身科技水平、培養優秀人才和推進工業化等做出了重要貢獻。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在訪美期間與美國總統詹姆斯·厄爾·卡特簽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近40年來,在該協定框架下,中美兩國簽署了50多個議定書,涉及能源、農業、環境、基礎科學等20多個合作領域。

此外,1978年,國家開始制定和落實全方位擴大派遣留學人員的政策。1978年12月,首批以科技、教育工作者為主的50名訪問學者赴美留學、進修,揭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向美國派遣留學人員的序幕。同一時期,中國還向歐洲國家、日本等許多國家派遣留學生,形成留學大潮。此外,自費留學也蔚然成風,規模越來越大。大批留學生學成回國后,將先進的科技知識帶回國內,為提升我國的科研、教育和產業發展水平做出了重大貢獻。

四、改革科技體制與建立國家創新體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展開,科技改革開放也逐步展開并不斷深入,科技事業各方面工作發展迅速,但原有體制對科技發展的制約日益明顯,且科技與經濟脫節問題日益突出。為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需要,1985年3月,黨中央及時作出《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制定了科學技術必須為振興經濟服務、促進科技成果迅速商品化等方針,動員科技界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這為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與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奠定了政策基礎。同時,提出“研究所實行所長負責制”,強化了研究所負責人的職責權限, 調動了研究人員的積極性, 使科研活動更為符合科學研究活動自身的規律。此后,國家按照“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思路,啟動了以改革撥款制度為切入點的科技體制改革,重點改革運行機制、組織結構和人事制度。1988 年9 月, 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古斯塔夫·胡薩克時,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從而將科學技術擺到了經濟發展首要推動力的地位,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奠定了極為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為了解決長期存在的科技、經濟“兩張皮”問題,1992年,中國科學院將辦院方針調整為“把主要的科技力量投入國民經濟建設主戰場,同時保持一支精干力量從事基礎研究和高技術跟蹤”,開始實行“一院兩制”。以“兩海兩通”(科海公司和京海公司、四通公司和信通公司)的成立為源頭,技工貿一體化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逐漸興起并不斷發展壯大。隨著改革的持續深入,一批應用開發類科研機構完成企業化轉制,逐步建立起科技型企業運行機制;基礎類、公益類科研院所則進行分類改革,優化、精簡機構和隊伍,在此基礎上,開始探索建立現代院所管理制度。

在逐步改革研究機構撥款制度的基礎上,中國的科技事業開始引入競爭機制。一方面,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工作中建立起“擇優支持”的基金制度;另一方面,開始實施國家科技計劃,并逐步實行科技計劃面向社會公開招標和簽訂承包合同的管理辦法。198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在“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試點、運行的基礎上成立,逐步成立了數理科學部、化學科學部、生命科學部等八大學部,形成由探索、人才、工具、融合四大系列組成的資助格局。隨后,開放實驗室、“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和“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等一系列科技計劃和舉措陸續出臺,逐漸建立起開放、競爭的科研資助體系。通過這些資助、計劃的布局和實施,中國在基礎科學、高技術科學等相關領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科技成果,并培養出一大批面向國際前沿的優秀科技人才,為中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奠定了基礎。計劃實施過程中形成的管理經驗、體制機制更值得未來的研究計劃、科技管理借鑒。

在1995年5月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正式提出“科教興國”戰略,這是繼1956年號召“向科學進軍”、1978年迎來“科學的春天”之后,中國科技發展進程中又一個重要里程碑。1998年6月,國務院決定由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試點,率先啟動“知識創新工程”,在科技布局、人事制度、資源配置模式、科技評價與獎勵制度等方面進行大規模、深層次的改革,初步建立起適應科技發展規律和中國國情的現代院所制度,這也為中國科技發展、科技體制改革和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積累了經驗。人才是中國科技事業的根本,中國不斷推進人才引入與人才評價事業的進程,相繼實施了“百人計劃”“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等高目標、高標準和高強度支持的人才引進與培養計劃,為引進優秀的海內外拔尖人才與學術帶頭人起到了積極帶頭作用。

科技體制改革的持續深化,帶來科技事業的蓬勃發展,有力推動了產業進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家電產業高速發展,僅用發達國家一半左右的時間即實現了從引進技術到規模化創新。轎車工業在“以市場換技術”的思路下迅速發展,由合資企業牽引,一大批本土企業和民營企業迅速崛起。高鐵創造了技術引進帶動技術創新的佳績,引領了中國交通的高速發展,成為“中國制造”和“走出去”的閃亮名片。袁隆平研究與開發的雜交水稻技術和李振聲研究與開發的小麥遠緣雜交技術,不但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也為世界糧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貢獻。1992年,載人航天工程正式開始實施,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中國在載人航天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成為繼蘇聯(俄羅斯)、美國之后世界第三個載人航天大國。在眾多科學研究領域取得突破,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設運行、鐵基超導、超級計算機等一批標志性重大科技成果涌現,同時還參與了世界人類基因組計劃,積極參與國際科技合作,為中國成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科技大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五、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

黨的十七大作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2006年2月,《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簡稱《綱要》)正式發布,明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工作指導方針,提出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為在21世紀中葉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奠定基礎。《綱要》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主線,以建設創新型國家為目標,對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等作了全面部署,成為至2020年中國科技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這一時期,科技投入持續快速增長,“十一五”期間全社會研究與開發經費年均增長23.5%。科學技術部組織實施了16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在國家層面制定了自主創新配套政策和實施細則。2008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啟動實施“千人計劃”,在國家重點創新項目、實驗室、學科、中央企業、高技術開發區等,引進一批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2010年6月,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2012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啟動實施“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簡稱“萬人計劃”,計劃用10年時間,選拔并重點支持10 000名左右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哲學社會科學及高等教育領域中的杰出、領軍人才。

《綱要》實施以來,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科技人才隊伍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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